米德尔马契的天空

英国公司需要更有效的董事们

A    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管理失误(那也就是说，在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面上)之后，英国——以及其它各处——的公司应当考虑对其管理者们的职业角色采取一些激进的变革了。很显然，一位公司董事的角色在今天是很不好扮演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一场比任何人预期得还要深入和更加持久的经济低迷时期，在那之后，人们在许多对这场金融灾难所进行的事后分析中寻找真正的解释，这也就意味着谴责的对象分布得既远且广，随处都是。政府、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审计师们都在这一被谴责的范围之内。银行经理及其管理行为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广为公众所关注的失职在各种各样的报导、问询和评论中都受到了广泛的挑剔和检视。

B    这场检视的连锁效应也使得整体上的公司监管行为成了大众热烈讨论的问题，并极大地增加了管理者们的压力和责任。在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层面上，需要花在完成董事会职位职责上所需的时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而引起人们质疑先前那种由兼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们来进行企业管理的传统模式是否真的有效。过去的董事会议程曾经也许只包含每年八到十次的会议，而当前在许多公司里，需要董事会参与探讨和决策的事件数量显著上升。此外，要参与每次会议所需完成的阅读和准备量也在增加。日程有可能排得过满，而这则会意味着可供进行建设性辩论的时间不得不受到限制而让位于把预设议程条目都处理完。

C    董事会事务通常都移交给公司各执行委员会处理以应对大额的工作量，这么做也许确实更有效率，但也会意味着董事会作为整体而言在充分处理一些最重要的事务方面参与度不够。一场审计委员会议开得比主要董事会议本身更久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推动会议流程有可能会代替了讨论协商，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牺牲了真正的协同合作，结果只是在一项项议程上标注了表示进行过的记号而不是真正处理解决了问题。

D    有这么一个激进的解决办法也许能对一些非常大型的、生意拓展得极其广泛而复杂的公司起作用，那就是组建一个专业董事会，其成员可以每周最多工作三或四天，由其自身的专职员工和顾问提供支持辅助。这么做有其显而易见的风险所在，一定要面向这样一个董事会建立清晰的指导原则，以确保它不会太过搀和到公司的每日正常运营事务之中去指手画脚，从而触犯了公司的真正经营管理。如果采用这个办法，则可能还要面临招聘、薪酬和独立性等相关问题，且这个结构未必适用于所有公司。不过，更加专业和对相关领域资讯了解更多的董事会成员对于银行机构来说将会是格外合适的，因为在这些机构里，执行者们可以获得兼职的非执行者们所缺乏的信息资源，后者正是由于不了解这些信息而导致无法去充分理解或提前预见到那场2008年经济动荡。

E    人们对董事会及其经理们的主要批评之一在于：他们没有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诸如企业战略、可持续发展和经营管理这样的更长远性目标上，而是相反地过度关注了短期财务指标。各项规章要求和市场的结构鼓励了这种行为。季度报告好看与否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有可能会扭曲了董事会的决策行为，因为经理们不得不每四个月就“刷新一次数字”以应对市场对于更多数据的永不满足的胃口。这种做法助长了某一类投资者的交易方法，他们随时进出股市，从不与公司就策略或业绩表现进行任何有建设性的对话，仅仅只谋求短期的财政赢利。由于资本的全球化和自动交易系统使用频率的上升，投资者成员正在发生着变化，从而使得这种短视局面变得更为严重。企业文化不得不做出调整适应，管理团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激励去达成这种财政目标。

F    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也成了一个战区，投资者、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在这里激战连连，过去通常都是在关着的门后悄悄进行，但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很多人会认为这对透明性和良好的企业经管有好处，因为股东们会利用他们在薪酬领域里的强壮肌肉(也就是话语权优势)来对董事会施压，要求他们换掉那些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官们。当有约束力投票的做法开始执行时，股东们投票削减执行官薪酬待遇的权力变得更大了。薪酬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可以是全无遮蔽保护而又孤独的，Barclays银行的薪酬委员会主席Alison Carnwath就有此体会，她因为试图去为需要付给首席执行官的巨额津贴做辩护而饱受指摘，最终不得不辞职；讽刺的是，大家都知道在委员会内部私下里交流的时候，她对这种高额薪酬是持反对态度的。

G    (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激起了人们对公司角色和目标的广泛辩论和对企业操守道德的更高关注。对公司企业的公众信任度由此受到了损害，而一些学者，例如Michael Sandel在他充满思考的畅销书《钱买不到什么》里所做的那样，正在质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准则。公司所有部门的董事会都将需要去拓宽他们的视野以全面思考这些问题，这其中也许要牵扯到企业目标的整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代里。